摇滚中国乐势力 1994红磡演唱会百度云下载 提取码:7g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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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关于中国摇滚，有太多的争论和分歧，如今的乐迷已经很难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一致。我写这篇文章也不是为了想要调和大家的矛盾、澄清什么史实或树立什么新的观点，仅仅只想从我的角度来回溯一下中国摇滚的过去，以便加深我对如今国摇的理解。
我出生于九十年代中期的四川小镇，中国摇滚风头正盛的时候。但摇滚的风似乎并没有吹入我的家门，倒是孟庭苇、邓丽君这些台湾女歌手的声音始终回响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等我接触到摇滚，那也已经是初中的时候了，是后街男孩、西城男孩这样的欧美流行摇滚组合，新世纪初中国的主流流行音乐里似乎已经看不到中国摇滚的身影。从诞生到“鼎盛”，再到低谷，中国摇滚经历了什么，我一直很感兴趣，却始终没有文章能解答我的疑惑。前段时间我又想到这个问题，于是我打算自己查查资料，也就有了这篇文章。
在查资料和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发现回溯中国摇滚的历史是一件有趣且有意义的事情，可惜现在很少人做过这样的工作。中国摇滚和所有其他国家的摇滚一样，它的诞生与发展和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中国摇滚诞生的时候，就举着意识形态的旗子，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都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当二十世纪末中国摇滚逐渐放下旗杆，向着世俗和商业进军时，也就迎来了它的失语。
还是那句话，整个摇滚的历史表明，它始终是一种属于青年的亚文化，它的潮流随着青年的思潮而改变，在中国也是如此。对新一代的青年而言，摇滚前辈创造的辉煌固然值得尊敬，但更重要的是开创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色彩。也就像是刺猬在新歌里感叹到的：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让我们把历史的刻度拨到1978年，那是一个黎明的时刻。
· 改革开放的春风（1978-1985）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新事物，新思想，新潮流随着1979年的春风吹入中国，这股春风里有着一种叫做“抒情歌曲”的事物。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我国的商品经济开始焕发活力，漂洋过海而来的各类家电产品涌入大陆的百姓家中，这其中就包括录音机、录音带。那时候，我国还没有生产提供给个人使用的录音播放设备。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国人所使用的录音机和录音带，大多是从海外以走私、探亲、旅游等形式传入大陆的。海外流行歌曲也就这样传入了大陆。
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采访了崔健，崔健在八十年代初接触到摇滚的时候所听的国外摇滚磁带，便是他认识的一些老外从国外带进中国的，包括The Who, The Beatles, ABBA, Talking Heads等。
1978年以前的十几年时间，国人所能接触到的音乐都是“高强硬响快”的豪言壮语式的歌曲，主人公都是“我们”，充满了战斗性与斗争性。当海外流行音乐踏入国门时，老百姓一下子发现，原来歌曲还能如此温柔、抒情，于是一个极具时代特征的词语诞生了：“抒情歌曲”。后来抒情歌曲渐渐地又演变为通俗歌曲、流行歌曲，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再使用这个词语了。
被贴上抒情歌曲标签的海外流行音乐初入中国，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与轰动，人民音乐出版社还在1982年出版了《怎样鉴别黄色音乐》一书来进行批判。但这样的歌曲深受人民欢迎，迅速地传遍中国。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传入中国的抒情歌曲绝大部分是港台流行音乐，无数港台流行歌星很快便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歌手当属邓丽君。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邓丽君的这首《何日君再来》真是道出了历史的无常。这首歌最初是由民国歌手周璇演唱，作为发行于1937年的电影《三星伴月》的插曲，广为流传。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首歌在解放前被左翼知识分子及音乐家批评为“黄色歌曲”，在建国后被禁。其作曲者刘雪庵也在1957年因这首歌被划为“右派”，饱经苦难。
1978年，邓丽君翻唱的《何日君再来》一经发行，便迅速传遍华人世界，在大陆也引起了巨大反响。由于刚刚改革开放，很多人的思想还没有转变过来，加之这首歌的历史和邓丽君的政治立场问题，它在大陆流传时，引发了一些人的反对和抵制，仍然被扣上了“黄色歌曲”的帽子，被指责会造成了“精神污染”，它的作曲者刘雪庵又一次受到了指责。1980年的广州《羊城晚报》有这么一篇文章《不应播放靡靡之音》，它写到：
几十年前的“亡国之音”《何日君再来》也搬出来播放了。他们这样传播靡靡之音，影响是很不好的。
不过，就像这首歌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历的一样，尽管在一些层面遭到了抵制，但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流行音乐逐渐被公众、媒体、音乐界人士以及国家文化部门所接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事物怎能轻易被阻挡？1985年，《北京青年报》对邓丽君进行了53分钟的越洋电话采访，并询问了她“是否能来大陆开演唱会”的问题。这标志着大陆媒体对邓丽君态度的极大转变。
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自己的流行音乐也开始萌芽，发展。港台歌星带来的流行歌曲迅速的征服了大陆老百姓，为他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大陆的歌手们也有样学样地试着用港台的方法唱起歌来，发展起来了所谓的通俗唱法。从最初的“扒带”翻唱，到模仿着写歌，再到自己创作，音乐创作者一点一点地把流行音乐种植在了大陆的土地上。1986年，“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设置了“通俗唱法”，从此确立了流行音乐的合法地位。
同一时期，中国的摇滚乐也在流行音乐大环境中开始了它的生命。1980年，大陆第一支以演唱The Beatles、The Rolling Stones早期作品的摇滚乐队万马李王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随后，阿里斯乐队、七合板乐队、不倒翁乐队等摇滚乐队也纷纷成立。
尽管这一时期的摇滚乐队很少在公开活动场合亮相，多数以聚会的形式出现。但至少，中国摇滚迈出了第一步。
· 从地下走向台前（1986-1992）
1985年一月，在著名的“We Are The World”的歌声中，美国的46位流行歌星在洛杉矶举行了为非洲灾民义演募捐活动。这场活动由于其感召力巨大的人文关怀，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回响。虽然中国未曾实况转播这次演出，但这首歌和它的精神也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讨论。比如，罗大佑在台湾发起了《明天会更好》演唱会，献给1986年国际和平年。大陆也做出了回应。
在中国国际录音录像出版社、东方歌舞团、北京电视台的策划、组织下，一场向“国际和平年”献礼、向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展现中国流行音乐风采的《让世界充满爱》、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于1986年5月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众所周知，崔健和他的“一无所有”在这个舞台的亮相，标志着中国摇滚正式从地下，走向大众的视野。
可以料见的是，在中国的环境下，摇滚乐的出现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的。就在《让世界充满爱》的演出现场，国家体委主任某负责人看了崔健的演出，很生气地对当时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说：“你看看，这些牛鬼蛇神都上来了。”1987年，崔健接到其所在的北京歌舞团“必须限期离职”的口头通知。
崔健却受到了北京青年的极大欢迎，北京大学甚至成立了“崔健北大后援团”，这也许是新中国第一个流行音乐粉丝团体。而且政府文化部门内部的意见也并不一致，比如，1988年崔健的“一无所有”却被中央电视台选为向汉城奥运会递送的特别节目，崔健则更是在汉城奥运会的全球现场广播中演唱了“一无所有”。
在政府和文化界意见的摇摆不定中，中国摇滚开始一路披荆斩棘的发展历程。
1989年3月，中国摇滚第一张专辑、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面世并举行演唱会，后赴伦敦参加亚洲流行音乐节，与港台明星张国荣、齐秦等同获大奖。同年这张专辑的港版和台版《一无所有》在香港和台湾发行，引起轰动。4月，受中法友好协会邀请，崔健与ADO乐队赴法国参加“布尔日之春”音乐节，引起轰动。那一年，“呼吸”、“眼镜蛇”、“1989”等乐队成立。
1990年2月，被称作“中国首届摇滚音乐节”的“1990现代音乐演唱会”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演唱乐队有包括唐朝在内的六支乐队，演出现场一度发生混乱。3月，包括黑豹乐队在内的五支乐队赴深圳参加“中国现代摇滚音乐会”。也是在这个月，唐朝乐队签约台湾滚石唱片，第二年十月，其首张专辑《梦回唐朝》由滚石唱片制作完成，1992年正式发行。1991年，黑豹的首张专辑《无地自容》由台湾滚石唱片发行，同年，崔健的第二张专辑《解决》发行。
无论是摇滚乐队还是乐迷群体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深得八十年代那些内心充满迷茫和焦虑的城市青年们喜爱。
这段时期，政府和文艺界对摇滚的态度始终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面对这种新生事物，没有很好的应当政策，时而批评，时而支持。这种矛盾也并非只存在于摇滚乐上，而是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摇滚的批判，在八十年代的最后半年时间里达到了高潮，文化界展开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活动，不少文艺工作者都把矛头直指摇滚。我给大家摘录这么一段话：
把那些“充分摇滚化的”歌词翻成普通人的语言，那还不是说革命的理想是一个弥天大谎，使得人们上当受骗。但是这种“宣泄”和“沟通”意味着什么难道不是反社会情绪的积累，骚乱的酝酿我们固然不可以简单地把摇滚歌星都视为暴乱的煽动者，或者说参与暴乱的人都受到了摇滚乐的影响，但是骚乱与摇滚乐确有内在的情绪上的联系，这是不可否认的。余心言同志指出“一大批宣传淫秽、色情、荒诞、暴力的出版物和音像制品，毒害了大批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实际上起了培养暴徒的作用。”
但很快的，摇滚又继续上路，著名的崔健“亚运会巡回义演”开始了。
1990年1月28日起，经北京市委宣传部批准，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签字，崔健开始了为北京亚运会巡回义演活动，目标是为亚运会筹集一百万义款。面对一些质疑，张百发表示：“亚运会需要的不止一百万但又不缺这一百万。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办好亚运，为国增光，人尽其能，多做贡献的爱国主义的亚运意识及其行为。”
可巡演进行到半途，反对摇滚的声音又占了上风。4月10日，因为种种原因，比如“煽动性言论”以及“所到引发了太大的骚动”等，义演被取消，崔健被禁演十个月。值得玩味的是，虽然崔健被禁演，但他依然在演出：
八九十年代之交，崔健于主流舞台上沉浮不定，但他的演出生涯并未真正地中断，变化仅仅发生在“地上”、“地下”的称谓与演出规模及“合法”程度上。禁令，仅仅表现演出空间由票房售票的正式厅堂，而转换为大学饭厅、机关礼堂等非正式场所。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某种禁而不止的社会事实，亦可以将其理解为禁令本身同样具有某种并不单纯的“表演”色彩。
社会对于摇滚的矛盾态度，可见一斑。
不管怎么说，面对社会舆论的批判，在这样的夹缝中，中国摇滚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愈发兴盛，一时间有上百个摇滚乐队在北京活跃，小型的非盈利的摇滚聚会兴盛一时。也许就像黑豹乐队的歌里所唱到的：
你别来纠缠我，你别让我难过
这是新的中国，我不想再多说
新的中国，在矛盾中，在混乱与骚动的深处，依旧隐约闪烁着某种对未来的希望，不停向前。
· 中场总结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里有这么一段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里，对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有这样一句描述：
...（某三位）从传媒、宣传和文化邻域的岗位给撤换下来。这一变动预示了艺术、文化和智识生活中比较自由的氛围。
摇滚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在上世纪的中国深受政治、社会、文化政策的影响。八十年代的中国弥漫着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气息，青年思想十分活跃，给予了摇滚极大的精神支持。虽说经历了波折，但它最终也挺了过来，在新一波的开放浪潮里，中国摇滚将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中，迎来它的一个春天。
· “黄金岁月”与退火（1993-1996）
时间进入1993之后，国家文化部门对流行音乐的态度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开始大力支持流行音乐产业发展，完善各种制度。
对于中国的流行音乐而言，1993年到1996是很重要而繁荣的一段时期。这期间“签约制”及其配套的“经纪人制”在大陆实施，版权制度初步完善，流行音乐运作机制逐步形成，各种于流行音乐相关的职业也诞生了，例如制作人、监制人等等，对流行音乐人才培养的力度也加大，各类培训学校和机构宣告诞生，其中就有著名的迷笛（1993年）。这一时期的国家文化政策也十分宽容，鼓励并引导流行音乐的创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专业音乐理论工作者也对流行音乐更加重视，加强了理论发展的支持。MTV也于1993年登陆中央电视台，引发广泛讨论，各类音乐排行榜也开始出现。
总之，总之，这一系列的行为，让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迎来了一个不小的高峰。具体表现包括：
众多港台歌星纷赴大陆开演唱会，一场又一场，比如仅1993年1月14日在北京举行的“叱咤乐坛流行榜”北京演唱会就来了：叶倩文、林忆莲、刘德华、黎明、张学友、张卫健、Beyond、太极、刘以达、王靖雯等众多巨星。
大陆流行音乐唱片发行量大幅度增加，流行歌曲广泛流行。从1993年至1994年，大陆有上百张原创专辑面世，流行金曲众多，如：“我的1997”, “小芳”, “涛声依旧”, “走四方”, “同桌的你”, “回到拉萨”等。
一大批新生流行歌手诞生，如：李春波，老狼，高晓松，高林生，潘劲东，林依轮等等，被称做“94新生代”。一时间各种流行音乐演唱会在全国随处可见。
当然，这些繁荣也体现在了摇滚上。
1993年，2月，唐朝等六支乐队赴德国参加“93中国现代艺术节”，并取得相当大的成功，有一段有趣的报道：
有位德国人到后台，与演员彼此语言不通,只能用英语进行简单交谈。他认为“唐朝”的乐手都是在英美生活多年的，当演员告诉他说,他们生长在中国,并未去过英、美后，他感到很惊讶。
3月，“中国火”系列摇滚录音带发行。4月，唐朝的“梦回唐朝”获全美MTV音乐奖“亚洲最佳MTV”提名。
1994年6月，何勇的《垃圾场》，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窦唯的《黑梦》，崔健的《红旗下的蛋》等专辑发行。现在放大招：
8月，中国火旗下歌手何勇、张楚、窦唯的三张个人新专辑经国家新闻出版署及北京市文化局正式审批在北京东华童剧场举行新闻发布会。值得注意的是，应邀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有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北京市文化局的官员,及首都、地方新闻界、路透社、法新社、BBC、《洛杉矶时报》等中外记者，还有关心中国新音乐的演艺界、企业界和社会各界人士。
试问，谁现在能有这种待遇？这也从一个侧面能看出那个时候政府的文化部门对于摇滚乐或者说流行音乐支持的力度。
1994年12月17日，日后被中国摇滚乐迷津津乐道的“中国摇滚乐势力”在香港举行，窦唯、张楚、何勇以及唐朝乐队登场演出。
当然，这一时期还涌现了大批的摇滚乐队，包括指南针、铁风筝、轮回、超载等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国内乐队数量高达三百支。
从种种的迹象看来，中国的摇滚在那时候的确达到了一个高潮，无比热闹，但有一个细节我不得不提：发展不均衡。几乎所有大家能叫得出名字的乐手都在北京，其他地方很难找出一个。虽然北京的乐队的确很多，但也有过这样的笑话：北京的乐手有多少？200个。乐队有多少？也是200个。当然，不仅仅是摇滚，整个流行音乐都有这样的倾向，北京万分繁荣，其他地方荒芜一片。
这样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后继无力。在国家文化部门的帮扶下，中国摇滚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差不多释放了全部的能量，但却没能很快的恢复元气继续创作和发展，整个流行音乐行业都是如此。迅速地，中国流行音乐开始消退：新专辑数量1995年相较1994年减少一半多；演出市场不景气，票房堪忧；唱片业危机四起，亏损严重；新人新歌质量不足，传唱度不高等等问题都相继出现。
有这么一个例子：1994年由大地公司退出的《校园民谣Ⅰ》发行量高达60万盒，还不包括数量更加巨大的盗版。本来这样的作品出现是一件好事，但随后铺天盖地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校园民谣模仿作品：先锋的《校园歌曲》、亚平工作室的《笼外的鸟》、引起官司纠纷的长城音像发行的《校园民谣Ⅱ》等等，形成了艺术形式上的雷同，审美疲劳。有报道称，“据行内知情人士透露，除大地唱片的《校园民谣Ⅰ》获利甚丰外，其他专辑都几乎赔了老本。”这样就导致风靡一时的校园民谣迅速被乐迷抛弃，走向低谷。
· 新征程（1997-2000）
到了1997和1998年中国流行音乐行业依然寒冬一片。引用《音像世界》在1999年初对1998年音像产业的回顾报道：
1998年下半年的音像业确在艰难中度过。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下半年全国大的音像公司销售额下跌的比例是1997年的10%—30%不等，更不必说中、小音像公司了。……音像行业的不景气，直接影响到的便是各大公司对原创音乐的投资。在支持原创中一贯领先的中国音乐家音像出版社、北京京文音像公司、上海音像公司、中唱上海公司和广东美卡文化音像公司在这一年中出的原创专辑寥寥无几，而一向是原创音乐“出版大户”的上海声像出版社，98年的原创版号明显减少。
大陆流行音乐发展的困境给了境外唱片公式纷纷抢占大陆音像市场的机会，国外流行音乐制品被大量引进，出版发行。打口碟自1994年进入中国以来，逐渐成为了城市青年的一种新喜好，通过打口碟他们更快也更方便得接触到了极其丰富的外国流行音乐。这其实也是另外一个细节，这一时期的国内流行音乐不景气，反而让年轻人听到了更多的国外流行音乐，西方的摇滚乐乘势大量流入中国，影响了一大批后来的中国摇滚乐队。（不知道经历了那段时间的知乎朋友是不是有相同的感觉呢？）
不过，经历了两年蛰伏期的中国摇滚，由于又有新青年的加入，渐渐开始呈现不一样的面貌。
1997年末，摩登天空宣告成立，同时推出了他们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清醒乐队的《好极了》。1998年，麦田守望者、花儿、地下婴儿、超级市场、新裤子、苍蝇都发行了自己的作品，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被一些媒体称作“98摇滚新浪潮”或者...“北京新浪潮”。有评论人士这样说：“新一波乐队以一种与前辈们迥然不同的姿态登上舞台。他们更年轻，更自信，前卫与时尚兼具，拥有浓厚的潮流感和时代气息。”
这一批乐队的气质和风格与之前有着明显的转变，虽说有些作品依然带着一点中国式土摇的气息，但已经在开始向着新世纪前进了。
摩登天空的老板，清醒乐队的主唱沈黎晖在1999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这样说：
新音乐的功能在于沟通。过去“唐朝”的气质很土，现在的乐队则要国际化得多我们正准备在台湾、香港以及欧洲地区推广更多的中国新浪潮音乐。不沟通和交流是不行的。印第安人也有文化，但缺乏沟通，所以他们的影响日渐衰弱。
如今二十年过去了，摩登天空也的确越来越国际化了。
新世纪的前夜，感觉也像是中国摇滚的前夜，在1997年至1999年，很多对当今中国摇滚影响极大的乐队相继成立。要说这三年比起1993年至1995年，我倒觉得前者更为重要。这些乐队包括：P.K. 14，惘闻，腰，木马，万青（前身），痛仰等，如果再算上摩登天空，《我爱摇滚乐》杂志，以及嚎叫唱片发行的朋克合辑《无聊军队》，那便是他们一往无前地推开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摇滚大门。
1999年12月31日，轮回乐队登上中央电视台，参加新千年元旦晚会，成为第一支登上央视的摇滚乐队。2000年7月，当时国际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华纳唱片签约达达乐队。
又是上央视，又是走向国际，中国摇滚仿佛即将迎来又一轮巅峰时期。著名乐评人金兆钧当时认为，以2000年摇滚乐进人中央电视台为标志，摇滚乐的“非主流”状态结束：
道路的开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把摇滚过分意识形态化的态度已经淡出，音乐文化的多样化发展自然给摇滚乐留出了生存时空，但假如中国摇滚由此也淡化了自己的性格而向着流行音乐进军，它就将无可避免地陷入再一轮“妾身不分明”的尴尬境地。
多么讽刺而准确评论呀。就像花儿乐队一样，当他们向着商业化道路前进时，他们就迎来了身份的丢失。乐迷指责他们背叛，新的乐队则觉得他们虚伪，从此“商业化”成为了后十年中国摇滚乐队避之不及的一个词语。
同样是在2000年前后，诞生了一个新的流行词语“韩流”，韩国流行明星在中国圈粉无数的时光正式开启。芒果台的崛起也预示着流行风尚的新转变。在周杰伦、潘玮柏、林俊杰、SHE等新一代港台海外华人巨星的冲击下，中国摇滚几乎彻底丢失了自己在年轻人里的阵地。
新千年伊始，中国摇滚一头扎进地下，至今也不敢称呼自己为“主流”。
· 尾声
中国摇滚仿佛在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一个断层，几乎消失在了大众的视线当中。这样一冷一热的对比，让许多乐迷回首中国摇滚历史的时候，会有这么一种感觉：“中国摇滚死在了九十年代。”或者说：“九十年代真是中国摇滚的巅峰，这之后中国摇滚就没落了。”
也许你有注意到我在“黄金岁月”的标题那里加上了引号。了解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一直不赞成把那段时间称作中国摇滚的巅峰或者黄金时期，我相信如今有不少的乐迷都和我有着同样的观点。伍迪·艾伦在《午夜巴黎》里也探讨过关于“黄金时代”的问题，每个人心目中都有着自己所认为的黄金时代，这是再正常无比的了，但如果没经过了解和思考就简单的选择相信，那他会像影片主人公一样，错过生命中的一些东西。
如今，很多城市都有了自己的Livehouse，喜欢独立音乐的朋友也能在家门口看音乐节，大家喜欢的乐队也都不全是北京乐队了，有的来自武汉，有的来自深圳、广州，有的来自上海，有的来自西安、成都。如今有各种各样风格的乐队可以选择，虽然他们有些的作品还有些粗糙，但却能看的到未来的希望。如今，各种音乐文化小圈子开始形成，独立音乐爱好群体、琪琪音像和无聊制造这样的小型厂牌，都在良性地推动着摇滚亚文化的发展。
对比起来，我更愿意自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而不是上世纪。
李皖在写于2009年的“六十年三地歌”的专题文章里写到：
对比这二十年前后，中国摇滚的历史是——极小的作品，极多的听众，极大的名声，更大的政治意义；中国摇滚的现状是——极多的作品，极少的听众，极小的名声，更高的美学价值。只要没有欣赏能力上的障碍，这显然是一个更丰富的季节，无论对头脑还是对听觉。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幸地丧失了倾听的时间，也丧失了倾听的耐心和倾听的能力。
中国摇滚，需要的不是呐喊，不是反抗，不是举着旗帜站在高处，而是需要美学，需要思想，需要作为一种艺术融入大众的生活。
最近有一篇特别重要的文章刊发在了《人民日报》上，其中引用了李大钊的一句话，我也在这里把它送给各位朋友：
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
参考资料：
王思琦：《1978-2003年间中国城市流行音乐发展和社会文化环境互动关系研究》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李皖：《多少次散场，忘了忧伤——六十年三地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