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樵问对》通过渔樵对话来消解古今兴亡等厚重话题，作者是邵雍，北宋儒家五子之一。邵雍学贯易理，儒道兼通，他毕生致力于将天与人统一于一心，从而试图把儒家的人本与道家的天道贯通起来《渔樵问对》着力论述天地万物，阴阳化育和生命道德的奥妙和哲理。这本书通过樵子问、渔父答的方式，将天地、万物、人事、社会归之于易理，并加以诠释。目的是让樵者明白“天地之道备于人，万物之道备于身，众妙之道备于神，天下之能事毕矣”的道理。《渔樵问对》中的主角是渔父，所有的玄理都出自渔父之口。在书中，渔父已经成了“道”的化身。
邵雍（1011～1077）北宋哲学家。字尧夫，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州大邵村），出生衡漳（今河南林州邵康庄），迁居共城（今河南辉县百泉）。邵雍“祖父置家苏门山下，康节独筑室于百源之上”。百泉湖畔的苏门山上，至今还有他的旧居“安乐窝”基址。晚年隐居在洛阳。邵雍，虽然不象三国的诸葛孔明那样家喻户晓，但是，无论从才干和品德来讲，他都不亚于诸葛亮。只不过，因为长期隐居，名字不被后人知道而已。宋朝理学鼻祖之一的程颢曾在与邵雍切磋之后赞叹道："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原文
渔者垂钓于伊水之上。樵者过之，弛担息肩，坐于磐石之上，百问于渔者。
曰：“鱼可钩取乎?”
曰：“然。”
曰：“钩非饵可乎?”
曰：“否。”
曰：“非钩也，饵也。鱼利食而见害，人利鱼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异也。敢问何故?”
渔者曰：“子樵者也，与吾异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为子试言之。彼之利，犹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犹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鱼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鱼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鱼终日得食为利，又安知鱼终日不得食为害？如是，则食之害也重，而钩之害也轻。子知吾终日得鱼为利，又安知吾终日不得鱼不为害也？如是，则吾之害也重，鱼之害也轻。以鱼之一身，当人之食，是鱼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当鱼之一食，则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钓乎大江大海，则无易地之患焉？鱼利乎水，人利乎陆，水与陆异，其利一也；鱼害乎饵，人害乎财，饵与财异，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体也，独不知用尔。
樵者又问曰：“鱼可生食乎？”
曰：“烹之可也。”
曰：“必吾薪济子之鱼乎？”
曰：“然。“
曰：“吾知有用乎子矣。”
曰：“然则子知子之薪，能济吾之鱼，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济吾之鱼也。薪之能济鱼久矣，不待子而后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则子之薪虽积丘山，独且奈何哉？”
樵者曰：“愿闻其方。”
曰：“火生于动，水生于静。动静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也；草木，体也。用生于利，体生于害。利害见乎情，体用隐乎性。一性一情，圣人能成子之薪。犹吾之鱼,微火则皆为腐臭败坏，而无所用矣，又安能养人七尺之躯哉？”
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之矣。敢问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后传?”
曰：“薪，火之体也。火，薪之用也。火无体，待薪然后为体；薪无用，待火然后为用。是故凡有体之物，皆可焚之矣。”
曰：“水有体乎？”
曰：“然。”
曰：“火能焚水乎？“
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随，故灭。水之体，能随而不能迎，故热，是故有温泉而无寒火，相息之谓也。”
曰：“火之道生于用，亦有体乎？”
曰：“火以用为本，以体为末，故动。水以体为本，以用为末，故静。是火亦有体，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济又能相息，非独水火则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尔。”
樵者曰：“用可得闻乎？”
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传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数取者，物之体也。用也者，妙万物为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传。”
曰：“不可以言传，则子恶得而知之乎？”
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传,非独吾不能传之以言，圣人亦不能传之以言也。”
曰：“圣人既不能传之以言，则六经非言也耶?”
曰：“时然后言，何言之有？”
樵者赞曰：“天地之道备于人，万物之道备于身，众妙之道备于神，天下之能事毕矣，又何思何虑！吾而今而后，知事心践形之为大。不及子之门，则几至于殆矣。”
乃析薪烹鱼而食之饫，而论《易》。
渔者与樵者游于伊水之上。渔者叹曰：“熙熙乎万物之多，而未始有杂.吾知游乎天地之间，万物皆可以无心而致之矣。非子则孰与归焉？”
樵者曰：“敢问无心致天地万物之方？”
渔者曰：“无心者，无意之谓也。无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后定能物物。”
曰：“何谓我，何谓物？”
曰：‘以我徇物，则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则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万物也，何天地之有焉？万物亦天地也，何万物之有焉？万物亦我也，何万物之有焉？我亦万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则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况于人乎？况于物乎？“
樵者问渔者曰：“天何依？”
曰：“依乎地。”
曰：“地何附？”
曰：“附乎天。”
曰：“然则天地何依何附？”
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气。其形也有涯，其气也无涯。有无之相生，形气之相息。终则有始，终始之间，其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为本，以体为末；地以体为本，以用为末。利用出人之谓神，名体有无之谓圣。唯神与圣，能参乎天地者也。小人则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实丧之患也。夫名也者，实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于不足,得丧于有余。害生于有余，实丧于不足。此理之常也。养身者必以利，贪夫则以身殉得，故有害生焉。立身必以名，众人则以身殉名，故有实丧焉。窃人之财谓之盗，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败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贿之与赃，一物而两名者，利与害故也。窃人之美谓之徼，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败露，唯恐其多矣。夫誉与毁，一事而两名者，名与实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地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争处乎其间，虽一日九迁，一货十倍，何害生实霄之有耶？是知争也者取利之端也；让也者趋名之本也。利至则害生，名兴则实霄。利至名兴，而无害生实霄之患，唯有德者能之。天依地，地会天，岂相远哉！
渔者谓樵者曰：“天下将治，则人必尚行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言也。尚行，则笃实之风行焉；尚言，则诡谲之风行焉。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义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利也。尚义，则廉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义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义利之相去，一何如是之远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尽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闻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见之，尽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聪明犹不可欺，况神之聪明乎?是知无愧于口，不若无愧于身，无愧于身，不若无愧于心。无口过易，无身过难，无身过易，无心过难。既无心过，何难之有！吁，安得无心过之人，与之语心哉！”
渔者谓樵者曰：“子知观天地万物之道乎？”
樵者曰：“未也。愿闻其方。”
渔者曰：“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谓之理者，穷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性者，尽之而后可知也；所似谓之命者，至之而后可知也。此三知也，天下之真知也，虽圣人无以过之也。而过之者，非所以谓之圣人也。夫鉴之所以能为明者，谓其能不隐万物之形也。虽然鉴之能不隐万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万物之形也。虽然水之能一万物之形，又未若圣人之能一万物情也。圣人之所以我一万物之情者，谓其圣人之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又安有我于其间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与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为己之目，其目无所不观矣。用天下之耳为己之耳，其耳无所不听矣。用天下之口为己之口，其口无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为己之心，其心无所不某矣。天下之观，其于见也，不亦广乎！天下之听，其于闻也，不亦远乎！天下之言，其于论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谋，其于乐也，不亦大乎！夫其见至广，其闻至远,其论至高，其乐至大，能为至广、至远、至高、至大之事，而中无一为焉，岂不谓至神至圣者乎？非唯一时之天下谓之至神至圣者乎，而千万世之天下谓之至神至圣者乎？非唯一时之天下渭之至神至圣者乎，而千万世之天下谓之至神圣者乎？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樵者问渔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鱼？”
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鱼。”
曰：“六物具也，岂由天乎？”
曰：“具六物而得鱼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鱼者，非人也。”
樵者未达，请问其方。
渔者曰：“六物者，竿也，纶也，浮也，沉也，钩也，饵也。一不具，则鱼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鱼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得鱼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鱼者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鱼与不得鱼，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鱼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祷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祷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问其所以。”
曰：“语善恶者，人也；福祸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祸淫，鬼神岂能违天乎?自作之咎，固难逃已；天之灾，禳之奚益？修德积善，君子常分。安有余事于其间哉！”
樵者曰：“有为善而遇祸，有为恶而获福者，何也？”
渔者曰：“有幸与不幸也。幸不幸，命也；当不当，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
曰：“何谓分？何谓命？”
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当祸，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祸，非分也，有命也；当福，分也，非命也。”
渔者谓樵者曰：“人之所谓亲，莫如父子也；人之所渭疏，莫如路人也。利言在心，则父子过路人远矣。父子之道，天生也。利害犹或夺之，况非天必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则过之，固无相害之心焉，无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则路人与父子，又奚择焉？路人之能相交以义，又何况父子之亲乎！夫义者，让之本也；利者，争之端也。让则有仁，争则有害。仁与害，何相去之远也！尧、舜亦人也。桀、纣亦人也，人与人同而仁与害尔，仁因义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义，则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岂若路人之相逢，一目而交袂于中逵者哉！”
樵者谓渔者曰：“吾尝负薪矣，举百斤而无伤吾之身，加十斤则遂伤吾之身.敢问何故？”
渔者曰：“樵则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观之，则易地皆然。吾尝钓而得大鱼，与吾交战。欲弃之，则不能舍，欲取之，则未能胜。终日而后获,几有没溺之患矣。非直有身伤之患耶？鱼与薪则二也，其贪而为伤则一也。百斤，力分之内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虽一毫犹且为害，而况十斤乎！吾之贪鱼亦何以异子之贪薪乎！”
樵者叹曰：“吾而今而后，知量力而动者智矣哉！”
樵者谓渔者曰：“子可谓知《易》之道矣。吾也问：《易》有太极，太极何物也？”
曰：“无为之本也。”
曰：“太极生两仪，两仪，天地之谓乎？”
曰：“两仪，天地之祖也，非止为天地而已也。太极分而为二，先得一为一，后得一为二。一二谓两仪。”
曰：“两仪生四象，四象何物也？”
曰：“四象谓阴阳刚柔。有阴阳然后可以生天，有刚柔然后可以生地。立功之本，于斯为极。”
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谓也？”
曰：“谓乾、坤、离、坎、兑、艮、震、巽之谓也。迭相盛衰终始于其间矣。因而重之，则六十四卦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备矣。”
樵者问渔者曰：“复何以见天地之心乎？”
曰：“先阳已尽，后阳始生，则天地始生之际。中则当日月始周之际，末则当星辰始终之际。万物死生，寒署代谢，昼夜变迁，非此无以见之。当天地穷极之所必变，变则通，通则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顺天故也。”
樵者谓渔者曰：“无妄，灾也。敢问何故？”
曰：“则欺他，得之必有祸，斯有妄也.顺天而动,有祸及者，非祸也，灾也。犹农有思丰而不勤稼稿者，其荒也，不亦祸乎？农有勤稼穑而复败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灾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贵不妄也。”
樵者问曰：“姤，何也？”
曰：“姤，遇也。柔遇刚也，与夬正反。夬始逼壮，姤始遇壮，阴始遇阳，故称姤焉。观其姤，天地之心，亦可见矣。圣人以德化及此，网有不昌。故《象》言‘后以施命诰四方’，履霜之慎，其在此也。”
渔者谓樵者曰：“春为阳始，夏为阳极，秋为阴始，冬为阴极。阳则温，阳极则热；阴始则凉，阴极则寒。温则生物，热则长物，凉则收物，寒则杀物。皆一气别而为四焉。其生万物也亦然。”
樵者问渔者曰：“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者，何以知其然耶？”
渔者对曰：“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者，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声色气味者，万物之体也。目耳口鼻者，万人之用也。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备矣。然则天亦物也，圣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万物之物，有亿物之物，有兆物之物。为兆物之物，岂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万人之人，有亿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为兆人之人，岂非圣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谓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谓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谓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谓也。以一至物而当一至人，则非圣人而何？人谓之不圣，则吾不信也。何哉？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者焉。又谓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功，身代天事者焉。又谓其能以上顺天时，下应地理，中徇物情，通尽人事者焉。又谓其能以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今古，表里时事者焉。噫，圣人者，非世世而效圣焉。吾不得而目见之也。虽然吾不得而目见之，察其心，观其迹，探其体，潜其用，虽亿万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别有天地万物，异乎此天地万物。’则吾不得而知之也。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圣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谓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谓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恶得而言之乎？以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谓妄知也。以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谓妄言也。吾又安能从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渔者谓樵者曰：“仲尼有言曰：殷因于夏礼，所捐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捐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则何止于百世而已哉！亿千万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则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则舍天地将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则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则舍动静将奚之焉？夫一动一静者，天地至妙者欤？夫一动一静之间者，天地人至妙至妙者欤？是知仲尼之所以能尽三才之道者，谓其行无辙迹也。故有言曰：‘予欲无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其此之谓与？”
渔者谓樵者曰：“大哉！权之与变乎？非圣人无以尽之。变然后知天地之消长，权然后知天下之轻重。消长，时也；轻重，事也。时有否泰，事有损益。圣人不知随时否泰之道，奚由知变之所为乎？圣人不知随时损益之道，奚由知权之所为乎？运消长者，变也；处轻重者，权也。是知权之与变，圣人之一道耳。”
樵者问渔者曰：“人谓死而有知，有诸？”
曰：“有之。”
曰：“何以知其然？”
曰：“以人知之。”
曰：“何者谓之人？”
曰：“目耳鼻口心胆脾肾之气全，谓之人。心之灵曰神，胆之灵曰魄，脾之灵曰魂，肾之灵曰精。心之神发乎目，则谓之视；肾之精发乎耳，则谓之听；脾之魂发乎鼻，则谓之臭；胆之魄发乎口，则谓之言。八者具备，然后谓之人。夫人也者，天地万物之秀气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类也。若全得人类，则谓之曰全人之人。夫全类者，天地万物之中气也，谓之日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谓也。唯全人，然后能当之。人之生也,谓其气行，人之死也，谓其形返。气行则神魂交，形返则精魄存。神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则渭之曰阳行；返于地，则谓之曰阴返。阳行则昼见而夜伏者也？阴返则夜见而昼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阳者阴之形也，阴者阳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谓鬼无形而无知者，吾不信也。”
樵者问渔者曰：“小人可绝乎？”
曰： “不可。君子禀阳正气而生，小人禀阴邪气而生。无阴则阳不成，无小人则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间也。阳六分，则阴四分；阴六分，则阳四分。阳阴相半，则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时有盛衰也。治世则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则小人四分，小人固不能胜君子矣。乱世则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谓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妇不妇，谓各失其分也。此则由世治世乱使之然也。君子常行胜言，小人常言胜行。故世治则笃实之士多，世乱则缘饰之士从。笃实鲜不成事，缘饰鲜不败事。成多国兴，败多国亡。家亦由是而兴亡也。夫兴家与兴国之人，与亡国亡家之人，相去一何远哉！”
樵者问渔者曰：“人所谓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
渔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
曰：“不正，则安得谓之才？”
曰：“人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谓之才？圣人所以异乎才之难者，谓其能成天下之事而归之正者寡也。若不能归之以正，才则才矣，难乎语其仁也。譬犹药疗疾也，毒药亦有时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则速已，不已则杀人矣。平药则常常日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驱重疾而无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谓良药也。《易》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则小人亦有时而用之。时平治定，用之则否。《诗》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樵者谓渔者曰：“国家之兴亡，与夫才之邪正，则固得闻命矣。然则何不择其人而用之？”
渔者曰：“择臣者，君也；择君者，臣也。贤愚各从其类而为。奈何有尧舜之君，必有尧舜之臣；有桀纣之君，而必有桀纣之臣。尧舜之臣，生乎桀纣之世，桀纣之臣，生于尧舜之世，必非其所用也。虽欲为祸为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下必好之。其若影响，岂待驱率百然耶？上好义，则下必好义，而不义者远矣；上好利，下必好利，而不利者远矣。好利者众，则天下日削矣；好义者众，则天下日盛矣。日盛则昌，日削则亡。盛之与削，昌之与亡，岂其远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尝无小人，乱世何尝无君子，不用则善恶何由而行也。”
樵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众；；治世常少，乱世常多，何以知其然耶？”
曰：“观之于物，何物不然？譬诸五谷，耘之而不苗者有矣。蓬莠不耘而犹生，耘之而求其尽也，亦未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来矣。君子见善则嘉之，见不善则远之；小人见善则疾之，见不善则嘉之。善恶各人其类也。君子见善则就之，见不善则违之；小人见善则违之，见不善则就之。君子见义则迁，见利则止；小人见义则止，见利则迁。迁义则利人，迁利则害人。利人与害人，相去一何远耶？家与国一也，其兴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鲜；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鲜。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小人好杀。好生则世治，好杀则世乱。君子好义，小人好利。治世则好义，乱世则好利。其理一也。”
钓者谈已，樵者曰：“吾闻古有伏羲，今日如睹其面焉。”拜而谢之，及旦而去。
◎译文
渔者垂钓于伊水之边。有一樵者路过，放下柴担休息，坐在大石头上，问鱼者：“能钓到鱼吗？”
答：“能。”
问：“鱼钩上不放鱼饵能钓到吗？”
答：“不能。”
问：“钓到鱼不是鱼钩而是鱼饵，可见鱼因吃食而受害，人因吃鱼而受利，都是因吃其利一样，而结果不一样。请问这是为什么？”
渔者说：“你是打柴的，与我工作不一样，又怎么能知道我的事呢？然而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鱼的利和我的利是一样的，鱼的害和我的害也是一样的。你只知其一，未知其二。鱼受利于食，我也受利于食，鱼受害于食，我也受害于食。你只知鱼终日有食吃而为利，又怎知鱼若终日无食吃而为害呢？如此，食物的害处太重了，而钓鱼的害处却轻了。你只知我终日钓到鱼而为利，又怎知我若终日钓不到鱼而为害呢？如此，我受到害太重了，而鱼受到的害却轻了。若以鱼为本，人吃了鱼，则鱼受到了伤害；若以人为本，以鱼为食，人无食吃则人受到了伤害。更何况在大江大海里钓鱼，又是多么的危险？鱼生活在水里，人生活在陆地，水与陆地不同，其利益一样。鱼受害于饵，人受害于财，饵与财不同，其害处一样，又何必分彼此呢！你说的，只是事物的本质，而不知事物的变化。”（体、用是古典哲学中的一种辨正关系，体表示事物的本质、本性或本体，用表示事物的作用、发展变化或结果。——译者注）
樵者又问：“鱼能生吃吗？”
答：“煮熟之后可以吃。”
问：“那必然用我的柴煮你的鱼了？”
答：“当然。”
问：“那我知道了，我的柴因你的鱼而发生了变化。”
答：“你知道你的柴能煮我的鱼，可你不知道你的柴为什么能煮我的鱼。用柴煮鱼的方法早就有了，在你之前人们就知道，可世人却不知道柴的作用是火。如果没有火，你的柴就是堆积如山又有何用呢。”
樵者：“愿意听你说其中的道理。”
渔者：“火生于动，水生于静。动静相生，水火相息。水火为用，草木为体。用生于利，体生于害。利与害表现在感情上，体与用隐藏于性情中。一明一暗，只有圣人才懂柴与火的道理。就像我的鱼，没有火烧煮直到腐臭烂掉，也不能吃，又怎能养人身体呢？”
樵者问：“火的功能大于柴，我已经知道了。那为什么易燃物还要柴引燃呢？”
答：“柴是火的本体，火是柴的作用。火本无体，通过柴燃烧后才有体。柴本无作用，待火烧起后才为有用。因此，凡是有体的物体，都可以燃烧。”
问：“水有体吗？”
答：“有。”
问：“水能燃烧?”
答：“火的性质，遇水后能与之对立而不能与之相随，所以灭了。水的性质，遇火后能与之相随而不能与之相对立，所以热了。因此有热水而无凉火，是因为水火相息的原因。”
问：“火的功能来于用，它有体吗？
答：“火以用为始，以体为终，所以火是动的。水以体为始，以用为终，所以水是静的。因此，火有体，水有用，二者既相济又相息。不止水火，天下的事物都如此，就在于你如何应用。”
问：“如何应用呢？”
答：“通过意识得到的，是事物的本性；通过语言传授的，是事物的外在表现；通过眼睛观察的，是事物的形状；；通过数量计算的，是事物的多少。如何应用，阐述万物的奥妙，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
问：“不可以言传，你又如何知道的？”
答：“我之所以知道，我就不是言传得到的，并非我一人不能言传，圣人也不能用语言来传授。”
问：“圣人都不能用语言来传授，那六经不是语言传授的？”
答：“那是后人编的，圣人又说了什么？”
樵者闻听，赞叹说：“天地的道理具备于人，万物的道理具备于身，变化的道理具备于神，天下的各种道理都具备了，还有什么可思虑的！我从今天开始，才知道事物的变化如此之大，还没有入门，真是白活了。”
于是，樵者解开柴生火煮鱼。二人吃饱了后而论《易》。
渔、樵二人游玩于伊水之上。渔者感叹说：“世上万物之多，纷杂繁乱。我知道游戏于天地之间，万物都以无心来了解。并非像你熟悉的那样简单。”
问：“请问如何以无心来了解万物？”
答：“无心就是无意，无意就是不把我与物分开，然后物物相通。”
问：“什么是我？什么是物？”
答：“以万物为标准，则我也是物。以我为标准，则万物也是我。我与物一样，则道理简单明了。天地也是万物，万物也是天地；我也是万物，万物也是我；我与万物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如此可以主宰天地，号令鬼神。更何况于人？何况于物？”
问：“天依靠什么？”
答：“天依靠于地。”
问：“地依赖于什么？”
答：“地依赖于天。”
问：“那天地又依附于什么？”
答：“相互依附。天依靠于地形，地依赖于天气。其地形有边涯，其天气无边际。有与无相生，形与气相息。天与地就存在于终始之间。天以它的作用为主，形体为次；地以它的形体为主，作用为次。作用的表现称作神，形体的有无称作圣。只有神和圣，才能领悟天地的变化。平民百姓天天应用而不明白，所以有灾害产生利益丧失。名誉是次要的，利益才是害人的主体。名誉产生于不知足，利益丧失于有余。危害产生于有余，实际丧失于不知足。这些都是常理。生活于世必须有物质，故贪婪的人时时寻找利益，因此有危害产生。想出人头地必须出名，故世人都争强好胜，因此有东西丧失。窃人财物称之为盗。偷盗之时，唯恐东西偷的少，等到败露后，又恐东西多定罪大。受贿与收贿，都是一种物品，可却是两种名称，是因为利与害的不同。窃人物品时存在侥幸心理，偷时嫌少，逮时嫌多。名誉的兴与毁，虽然是一件事，可却有两种结果，是因为得到或丧失的不同，大机关事业单位，是出名的地方；集贸市场，是聚利的地方，能不以争名夺利的心态居其中，虽然一日官升三级，获利百倍，又怎能伤害得了你呢？因此争名，是夺利的开始。礼让，才是取名的根本。利益到来则危害产生，名扬天下则实物丧失。利益到来又名扬天下，而且无祸害相随，只有重德者才能达到。天依靠于地，地依赖于天，其中的含义多么深远！”
渔者说：“天下将要治理的时候，人民必然崇尚行动；天下将要叛乱的时候，人民必然崇尚言论。崇尚行动，则诚实之风盛行；崇尚言论，则诡诈之风盛行。天下将要治理的时候，人民必然崇尚仁义；天下将要叛乱的时候，人民必然崇尚利益。崇尚仁义，则谦虚之风盛行；崇尚利益，则争夺之风盛行。三王时代，人民崇尚行动；五霸时代，人民崇尚言论。崇尚行动必注重于仁义，崇尚言论必注重于利益。仁义与利益相比，相差的有多么远？所以言出于口，不如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如尽之于心。言论出于口，人得以听到；行动在于身体，人得以见到；尽职于心，神得以知道。人的聪明不可以欺骗，更何况神的聪明？因此无愧于口，不如无愧于身，无愧于身，不如无愧于心。无愧于身比无愧于口难；无愧于心比无愧于身难。如果内心都无过错，还有什么灾难！唉！那里找无心过的人，与之交心谈畅！”
渔者问：“你知道观察天地万物的道理吗？”
樵者：“不知道。愿听你讲。”
渔者说：“所谓观物，并非以眼观物；而是以心观物，再进一步说以理观物。天下万物的存在，都有它的道理、本性和命运。所以以理观物，研究以后可以知道；以本性观物，观察以后可以知道；以命观物，推算以后可以知道。此三知，才是天下的真知，就连圣人也无法超过。超出此三知，也就不能称为圣人。鉴别万物而能成为明白的人，是因为能不隐瞒万物的形状；虽然能鉴别而不隐瞒万物的形状，但不如水能化成万物的形状；虽然水能化成万物的形状，又不如圣人能模仿万物的性情。圣人之所以能模仿万物的性情，在于圣人能反观其物。所谓反观其物，就是不以我观物。不以我观物，而是以物观物。既然以物观物，我又怎么会在俩物之间呢？因此我也是人，人也是我，我与人都是物。这样才能用天下人的目为我目，则无所不见；用天下人的耳为我耳，则无所不闻；用天下人的口为我口，则无所不言；用天下人的心为我心，则无所不谋。如此观天下，所见多么广阔！所闻多么深远！所论多么精辟！所谋多么详密！如此所见至广，所闻至远，所论至精，所谋至密，其中无一不明，岂不是至神至圣？并非我一人称为至神至圣，而是天下的人都称之为至神至圣。并非一时天下人称之为至神至圣，几千万年以后天下人仍称之为至神至圣。长此以往，都是如此。”
樵者问渔者：“ 你如何钓到鱼？”
答：“我用六种物具钓到鱼。”
问：“六物具备，就能钓到鱼吗？”
答：“六物具备而钓上鱼，是人力所为。六物具备而钓不上鱼，非人力所为。”
樵者不明白，请问其中的道理。
渔者说：“六物，鱼杆、鱼线、鱼漂、鱼坠、鱼钩、鱼饵。有一样不具备，则钓不上鱼。然而有六物具备而钓不上鱼的时候，这不是人的原因。有六物具备而钓不上鱼的时候，但没有六物不具备而钓上鱼的时候。因此具备六物，是人力。钓上钓不上鱼，是天意。六物不具备而钓不上鱼，不是天意是人力。”
樵者问：“有人祈祷鬼神而求福，福可以求到吗？”
答：“言行善恶，是人的因素；福与祸，是天的结果。天的规律福善祸灾，鬼神岂能违背？自己做的坏事，岂能逃避。上天降下的灾祸，祈祷又有什么用？修德积善，是君子的本分。这样做就不会有灾祸来找！”
问：“有行善的而遇祸，有行恶的而获福。为什么？”
答：“这是有幸与不幸之分。幸与不幸，是命。遇与不遇，是分。命与分，人怎么能逃避？”
问：“什么是分？什么是命？”
答：“坏人遇福，不是分是命，遇祸是分不是命。好人遇祸，是命不是分，遇福是分不是命。”
渔者对樵者说：“人与人的亲情，莫过于父子；人与人的疏远莫过于路人，如果利与害在心里，父子之间就会像路人一样远，父子之间的亲情，属于天性，利与害都能夺掉，更何况不是天性的，利与害祸人，如此之深，不能不谨慎！路人相遇一过了之，并无相害之心，是因为没有利与害的关系。若有利与害的关系，路人与路人、父与子之间又如何选择呢？路人若能以义相交，又何况父子之亲呢！所谓义，是谦让之本。而利益是争夺之端。谦让则有仁义，争夺则有危害。仁义与危害相去甚远。尧、舜是人，桀、纣也是人。人与人同，而仁义与危害却不同。仁慈因义气而起，危害因利益而生。利益不会因义气而争夺，否则不会有臣杀君、子杀父之事。路人相逢，也不可能因一眼而情投意合。”
樵者问渔者：“我经常扛柴，扛一百斤也伤不了我，再加十斤就伤了我，为什么？”
渔者答：“扛柴我不清楚。以我钓鱼之事论之，其理一样。我经常钓到大鱼，与我较量。欲弃之，不舍得，欲钓取，又不容易。很长时间才能钓上来，有好几次溺水的危险。这不也是伤身的忧患？钓鱼与扛柴虽不一样，但因贪而受伤则无两样。一百斤，力所能及，再加十斤，则在你力所之外。力所之外，加一毫都是有害，何况十斤！我贪鱼，又何异于你贪柴呢？”
樵者感叹道：“从今以后，我知道做事量力而行才是有智慧的。”
樵者问：“你是知易理的人。请问易有太极，太极是何物？”
答：“无为之本。”
问：“太极生两仪，两仪是天地的称呼吗？”
答：“两仪，天地之祖，并非单指天地。太极一分为二，先得到的一为一，后得到的一为二，一与二叫做两仪。”
问：“两仪生四象，四象为何物？”
答：“四象就是阴阳刚柔。阴阳可以生天，刚柔可以生地。一切事物的根本，于此为极点。”
问：“四象生八卦。八卦是什么？”
答：“八卦就是乾、坤、离、坎、兑、艮、震、巽。是事物发展终始、盛衰的表现。两两相重，则六十四卦生出，易学之道就具备了。”
樵者问渔者：“如何见到天地的本性？”
答：“先阳耗尽，后阳出生。则天地开始出现，变化到中期日月开始周行，变化到末期星辰显现。万物死生，寒暑代谢，昼夜变迁，事物以此相变。当天地运行到终了必然变化，变则通，通则久。所以《易》中象言‘先王到最后一日闭关，哪儿也不去’，是顺天行所故。”
问：“无妄（卦名），属于灾，是什么原因？”
答：“妄是欺骗，得之必有祸，因此称妄。顺天意而行动，有祸秧及也不叫祸而叫灾。就像农民想着丰收而不去护理庄稼，其结果荒芜，不是祸是什么？农民勤劳治理庄稼而遭水涝或干旱，其结果荒芜，不是灾是什么？所以《易》中象言‘先王以诚对万物’，贵于不欺骗。”
问：“姤（卦名），是什么？”
答：“姤是相遇。以柔遇刚。与夬卦相反。夬始强壮，姤由弱遇壮，由阴遇阳。故称为姤。观姤，天地的本性由此可见。圣人以德比喻，没有不明白的。所以《易》中象言‘姤施命于天下，就像走在霜雪之上，小心谨慎’，就在于此。”
渔者接着说：“春天是阳气的开始，夏天是阳气的极限；秋天是阴气的开始，冬天是阴气的极限。阳气开始则天气温暖，阳气极限则天气暑热；阴气开始则天气凉爽，阴气极限则天气寒冷。温暖产生万物，暑热成长万物；凉爽收藏万物，寒冷肃杀万物。皆是一气四种表现。其生万物也如此。”
樵着问渔者：“人为万物之灵，是如何表现的？”
渔者回答：“人的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声色气味，万物之本，目耳鼻口，人人皆用。物体本无作用，通过变化来表现作用；作用也并不是表现在一个物体上，而是不同的物体有不同的作用。由于物体和作用相交，则人和物的变化规律就具备了。然而人也是物，圣人也是人。有一物、百物、千物、万物、亿物、兆物。身为一物，就可以征兆万物，只有人。有一人、百人、千人、万人、亿人、兆人。生为一人，而能征兆他人，只有圣人。因此知道人是物的至尊；圣人是人的至尊。物的至尊为物中之物，人的至尊为人中之人。所以物的至极为至物，人的至极为至人。以一物知万物、以一人知万人，不是圣人是什么？人不是万物之灵，我不信。为什么？因为人能以一心观万心，以一身观万身，以一物观万物，以一世观万世；又能以心代天意，以口代天言，以手代天工，以身代天事；又能上识天时，下晓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又能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唉！圣人并非世世可见，我虽不能亲眼见到，但我观察其心迹，探访其行踪，研究其作用，虽经亿万年也能以理知道。有人告诉我说，天地之外，还有另外的天地万物，和此天地万物不一样。而我不得而知。并非我不得而知，连圣人也不得而知。凡说知道的，其实内心并不知道。而说出来的，也只是说说而已。既然内心都不明白，嘴又能说出什么？心里不知道而说知道的，叫做妄知。嘴说不清而又要说的，叫做妄言。我又怎么能相信妄人的妄言和妄知呢？”
渔者对樵者说：“仲尼说的好：‘殷继承于夏礼，所遇的损益便可知道；周继承于殷礼，所遇的损益也可知道。其次继承周礼的，虽经百世也可知道。’如此，何止百世而已！亿千万世，都可以知道。人都知道仲尼叫仲尼，却不知道仲尼为什么叫仲尼。不想知道仲尼为什么叫仲尼则已，若想知道仲尼为什么叫仲尼，则舍弃天地会怎么样？人都知道天地为天地，却不知道天地为什么为天地，不想知道天地为什么为天地则已，若想知道天地为什么为天地，则舍弃动静会怎么样？一动一静，天地至妙，一动一静之间，天地人至妙。因此仲尼之所以能尽三才之道，是因其行没有辙迹。所以有人说：‘仲尼什么也没说。’又说：‘天什么也没说！但四时运行，百物出生。’这些你知道吗？”
渔者接着说：“大事中：权力与变化谁重要？并非圣人不能讲清楚。变化过后可知天地的消长，掌权之后可知天下的轻重。消长是时间的表现，轻重是事物的表现。时间有亨通与闭塞，事物有损耗与收益。圣人若不知随时间亨通与闭塞之道，又怎知变化之所为呢？圣人若不知随时间损耗与收益之道，又怎知权力之所为呢？运用消长的是变化，处置轻重的是权力。因此权力与变化，是圣人的修行之一。”
樵者问渔者：“人死后有灵魂存在，有这种事么？”
答：“有。”
问：“如何才能知道？”
答：“以人为知。”
问：“什么样的叫人？”
答：“目耳鼻口心胆脾肾之气全的叫人。心之灵称神，胆之灵称魄，脾之灵称魂，肾之灵称精。（中医认为：心之灵称神，肝之灵称魂，脾之灵称意，肺之灵称魄，肾之灵称精。这里有不同的见解，不知原文有误？还是有此深意？——译者注）心之神表现在目，称为视；肾之精表现在耳，称为听；脾之魂表现在鼻，称为臭；胆之魄表现在口，称为言。八者具备，才可称之为人。人，禀天地万物之秀气而生。然而也有缺少某一方面的人，各归其类。如果各方面都齐全的人，则称为全人。全人得万物中的中和之气，则称为全德之人。全德之人，为人中之人。人中之人，则是仁人之称。只有全人，才能得到仁人之称。人之生，在于气行。人之死，则是形体返还。气行则神魂交，形返则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称之为阳行，返于地，称之为阴返。阳行于白天而夜间潜伏，阴返于夜间而白天潜伏。所以知道太阳是月亮的形状，月亮是太阳的影子，阳者是阴者的形状，阴者是阳者的影子，人是鬼的形状，鬼是人的影子。有人说，鬼无形而不可知，我不相信。”
樵者问渔者：“小人能灭绝吗？”
答：“不能。君子禀阳正气而生，小人禀阴邪气而生。无阴则阳不生，无小人则君子不生，只有盛衰的不同。阳六分，则阴四分；阴六分，则阳四分。阴阳各半，则各占五分。由此而知，君子与小人各有盛衰之时。太平盛世时期，君子占六分，小人占四分，小人不能战胜君子。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各安其道。世间纷乱时期正相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妇不妇则失其道。这是由治世或乱世所造成的。君子常以身作则胜过空话连篇，小人常空话连篇胜过实际行动。所以盛世时期诚实的人多，乱世时期奸诈的人多。诚实容易成事，奸诈容易败事，成事则国兴，败事则国亡。一个家庭也如此。兴家、兴国之人，与亡国、亡家之人，相差的是多么的远！”
樵者问：“人有才，有的有益，有的有害，为什么？”
答：“才为一，益与害为二、有才正、才不正之分、才正，益于身而无害，才不正，益于身而害人。”
问：“才不正，又如何成为才呢？”
答：“人所不能做的你能做到，能不成为才吗？圣人所以怜惜成才难，是因为能成天下事而又正派的人很少。若不正派，虽然有才，也难称有仁义。比如吃药治病，毒药也有用的时候，可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用。病愈则速停，不停则是杀人了。平常药日常皆可用，但遇重病则没有疗效。能驱除重病而又不害人的毒药，古今都称为良药。《易》说：‘开国立家，用君子不用小人。’如此，小人也有有用的时候。安邦治国，则不要用小人。《诗》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就是借用小人之才。”
问：“国家兴亡，与人才的正邪，各有其命。哪为什么不择人而用呢？”
答：“择臣者，是君王的事，择君者，是臣民的事，贤愚各从其类。世上有尧、舜之君，必有尧、舜之臣；有桀、纣之君，必有桀、纣之臣。尧舜之臣，生于桀、纣之世，则不会成为桀纣之臣。生于尧舜之世并非是他的所为，他想要为祸为福，可不是想干就能干的。上边所好的下边必效仿。君王的影响，还用驱赶去执行吗？上好义，则下必好义，而不义的人则远离；上好利，则下必好利，而不好利的人则远离，好利者多，则天下日渐消亡；好义者众，则天下日渐兴旺。日盛则昌，日消则亡。昌盛与消亡，难道不远吗？都是在上好恶影响的。治国安民之时何尝无小人，乱世之际又何尝无君子，没有君子和小人，善恶又如何区分呢？”
樵者问：“善人常少，不善人常多；盛世时代短，乱世时期长。如何鉴别呢？”
答：“观察事物。什么事物不能表现出来？比如五谷，耕种之后有长不出来的，而逢野生物不用耕种就能长出来，耕种之后想要全部收获，是不可能的！由此而知君子与小人之道，也是自然而生。君子见善事则欢喜，见不善事则远离；小人见善事则痛苦，见不善事则欢喜。善恶各从其类。君子见善事则去做，见不善事则阻止；小人见善事则阻止，见不善事则去做；君子见义则迁，见利则止；小人见义则止，见利则迁。迁义则益人，迁利则害人；益人与害人，相去有多远？家与国一样兴旺则君子常多，小人常少；消亡则小人常多君子常少。君子多小人躲避，小人多君子躲避。君子好生，小人好杀。好生则治国安民，好杀则祸国殃民。君子好义，小人好利。治国安民则好义，祸国殃民则好利。其道理是一样的。”
渔者说完，樵者感慨万分：“我听说上古有伏羲，今日好像一睹其面。”对渔者再三拜谢，相别而去。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