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行为的根源

乔治·凯南

注：

原文发表于1947年7月号《外交》季刊

原标题《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中译本出自香港，译者不详。

“编程随想”作了少量修订，以使文中的人名符合大陆习惯叫法。

　　第一部分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苏联政权的政治性格是意识形态和环境的产物。意识形态，是苏联现今领导人继承自该党政权的革命运动源头；环境，则是该党在俄国执掌了将近三十年的政权。想弄清楚这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各自对苏维埃行为的相对影响，是最困难的心理分析工作。尽管如此，为了理解苏联的行为并有效应付，必须作这样的尝试。

　　要概括出苏联领导人夺取政权之时，所拥有的完整的意识形态观念，是困难的。马克思的理论在俄国共产执政的运用上，一直都在进行微妙的进化。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原料既广泛又复杂。但1916的俄国共产主义思想的最主要特征或可归纳如下：

(a) 人类生活的中心要素是物质的生产和交换制度，它决定社会生活性格与社会样貌；

(b) 资本主义有着罪恶的生产系统，必然导致资本拥有者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使得社会经济资源不能充分发展，也无法公平分配劳动者所创造的物质产品；

(d)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将直接导向战争与革命。

　　其他内容可用列宁自己的话来概括：“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知，社会主义可能首先会在某些或某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这个国家获胜的无产阶级，在没收了资本家财产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之后，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把其他国家被压迫的阶级聚集起来。”要注意，在这些论点中，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不会自行灭亡。为了推翻摇摇欲坠的制度，一定要有来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最后推力。这种推动力被认为迟早是要到来的。

　　俄国革命爆发之前的五十多年当中，参加革命运动的俄国人对这套思想相当着迷。在沙皇统治的严密控制之下，这些挫折、不满、无法自我表达——或者说是没有耐心寻求自我表达管道——的革命份子，选择流血革命作为改善社会的手段却得不到广泛的支持，于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为自己的本能欲望找到了极为方便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为他们提供了伪科学的理论，替他们种种的行为辩护：缺乏耐性、全盘否定沙皇的价值观、渴望权力与复仇、想抄捷径来实现愿景。马克思列宁主义刚好迎合了他们的冲动与激情，难怪他们暗中信奉，认定其教义的真实与健全。其虔诚是无庸置疑的，这现象其实和人性一样久远。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的衰亡史》中说得再精辟不过了：“从笃信到欺骗，是危险且容易失足的一步。苏格拉底所叙述的魔鬼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它告诉我们：聪明的人可能会欺骗自己，善良的人可能欺骗他人，人的良心在自我幻觉与蓄意欺骗之间也会睡着。”就这样，带着一整套的马克思观念，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了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革命的准备期间，这些革命份子的注意力，跟马克思本人一样，都放在击败竞争对手上面，而没有去仔细思量社会主义未来所将实际采取的政府形式。在他们看来，前者先于后者。一旦掌权，他们对于应该付诸实现的纲领，看法模糊不清，空泛而不切实际。除了工业国有化和剥夺私人大宗资本之外，没有一致的纲领方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如何看待农民，与如何看待无产阶级是不同的。在俄国共产主义思想中，这一直是个含糊不清的问题。在共产党执政的最初十年中，它是个引起争论、难以定夺的问题。

　　革命成功后，初阶段的环境（内战、外来干涉、共产党仅仅代表俄国人民中的极少数），使得独裁政权成为必要的手段。“战时共产主义”的实验，以及操之过急的消灭私有产业，造成了不幸的经济后果，招惹对新政权进一步的怨恨。“新经济政策”暂时缓和了俄国的共产主义化过程，纾解了部分经济压力，得到成效。但是，此事也清楚呈现一个事实：社会中的“资本区块”仍然虎视眈眈，只要政府一解禁就立即捞取好处，而且，解禁如果持续的话，永远都会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强大力量，是争取国内影响力的劲敌。同样的情况似乎也出现在农人身上，农人是小规模的私有生产者。

　　如果列宁还活着，说不定可以调解这些矛盾的力量，为俄国社会带来最大的利益，虽然这个还值得怀疑。但是就算这样，斯大林跟他所领导的列宁继承者，也不可能容许政敌来分享权力。不安全感太重了。他们特殊的狂热，不曾受过央格鲁萨克逊的妥协传统所修饰，太过猛烈，忌妒心太重，无法想像与他人永久分享权力。俄亚出身的他们，天生带着怀疑，认为势均力敌者不可能永久和平共处。教条主义的“正确”轻易地说服他们，他们坚持所有的竞争对手必须屈服或被消灭。共产党之外的俄国社会，决不可以有严密组织。不属党所控管的集会活动或组织，不得存在。俄国社会中，不容许有任何其他势力拥有活动力或完整性。只有党有组织，其他都是散漫无章的大众。

　　党内采取一样的原则。党员活动包含选举、慎思讨论、作决定、以及行动。但是在这些活动中，党员并不是受到自己意志的驱动，而是听命于领导的圣旨与无所不在的“那个”。再度强调，这些人可能并未主观地为了专制政体而追求专制。他们就是相信——而且也很容易这样相信——只有他们明白什么才是对这个社会有好处，而这种好处，只有在他们的权力够安稳、不受挑战时，才会达成。但是在追求统治权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择手段，完全无视于神或人的约束。在未能取得完全的统治权之前，他们所该照顾的人民的舒适与幸福，都是最后才会考虑到的事情。

　　苏维埃政权现在的情况是，直到今天政权仍未稳定下来。为了巩固1917年十一月革命所攫取的政权，克里姆林宫还在奋战不休。不仅国内如此，他们也对抗国外的势力。因为，意识形态跟他们说：外面的世界充满敌意，他们有责任把国境以外的势力颠覆。俄国的历史传统也支持这种感觉。最后，他们对外界势力的顽抗开始有了反应，接着，再度套用爱德华·吉本的文字——他们被迫必须去“惩戒藐视”，而这种“藐视”根本是他们自己去挑拨起来的。认为“世界是他的敌人”而且能够证明这个说法正确，这绝对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荣幸。因为只要他重申的次数够多，言行也以此作为背景，最后他一定可以证明自己是对的。

　　除了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本质之外，这些苏维埃头子的脑袋瓜天生就认定：无论如何，只要是反对势力就不可以公开承认它有什么优点或正当性。而这种反对势力的源头，绝对是不可救药、奄奄一息的资本主义。只要公开承认资本主义仍存在于俄国，就能以此作为借口，实施独裁。但是，当资本主义余毒被逐渐清除之后，独裁的正当性就消失了，在官方宣称完全铲除国内资本余毒之时，独裁也必须跟着消失。而且，既然国内已无资本主义余毒，当然就更不能承认被解放的人民对克里姆林宫有自发性的严重反抗行为。所以，苏维埃政权必须将矛头指向国外的资本主义威胁，才能继续独裁。

　　这个情况很久以前就开始了。1924年，斯大林特别为保留“镇压机关”（也就是军队跟秘密警察）辩护道：“只要有资本势力包围，就会有介入的危险以及介入带来的不良后果。”从此以后，为配合此说，所有俄国内部的反对势力都被描绘成“对抗苏维埃的外国势力的打手”。

　　同样道理，苏俄特别强调基本的共产思想概念：资本主义世界与共产世界对立。从很多地方可以清楚看到，这概念根本毫无事实根据。苏维埃思想与战术在国外引发反感，而纳粹德国与日本之类的强国也确实在30年代后期对苏联有侵略意图，但是这些都不是苏维埃所坚称的资本与共产的矛盾。而且，有足够证明显示，莫斯科强调外国威胁苏维埃社会，并不是真的外界有敌意，而是为了替国内独裁政权的正当性找借口。

　　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苏联政权，就是苏联不断追求国内毫无限度的威权，并因此谎编受外界敌视的神话，所打造出来的结果。不合这些目的的国内机构，任其凋零，反之则不断膨胀。苏联政权就这样建立在党的铁的纪律、无所不在而严厉的秘密警察、以及牢固的国家经济垄断的基础上。苏联领导人拿来对付政敌的“镇压机关”，成了人民的主人，而不是为人民服务。今天，苏联主要的政权机关，都致力于使独裁制度更臻完善，并维系一种观念，即俄国被包围着，敌人就在城墙下。而组成权力机构的百万官僚们，必须尽一切努力维护这种观念，否则他们自己本身就变得多余了。

　　目前看来，俄国统治者无法放弃镇压机关。建立专制政权的过程己经进行了近三十年，其规模在当代无可匹敌。它除了引起国外的敌视外，亦导致了国内反抗。警察机关的过度扩张，使得国内潜在的反对力量比以前更加强大且危险。

　　但是苏联头子绝不会放弃这种独裁政权所赖以维生的虚构神话。种种以苏维埃为名的独裁暴行，已经把这个虚构的东西深深地嵌死在苏维埃哲学之中，其结合力量，比单纯的意识形态还要更大。

　　第二部分

　　谈完了历史背景，现在来看看它如何造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苏联政权的政治性格？

　　官方完全保留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他们仍坚称，资本主义的本质是罪恶的，毁灭是必然的，而无产阶级的使命就是促使资本主义灭亡，将政权夺回。但是，重点观念仍然跟苏维埃政权有密切相关。这些观念关系到，苏维埃在黑暗迷失的世界中唯一真正社会主义政权的地位，也关系到内部的权力关系。

　　其中第一个观念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固有的对立。我们己经看到，这个观念是如此之深地嵌人苏联政权基础中。它对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苏联的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意味着苏联不可能真正地相信自己与资本主义强国的目标有可能一致。莫斯科总是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目标与苏维埃政权对立，也违背它所控制的苏联人民的利益。如果苏联偶而在违背此一观念的协议上签字的话，这只是对付敌人的手段罢了，后果对方自负。基本上，对立一直存在，对立是理所当然。由对立衍生而来的克里姆林宫外交行为，令人困扰：搞神秘、不坦白、欺骗、疑心、以及不怀好意。在可见的将来，这些现象不会消失。当然，其程度与焦点会有所变化。当苏联人有求于我们时，上述的某个行为特征可能会暂时消失。这种时候，总有些美国人会欣喜若狂，认为俄国人有所改变，甚至有些人以此居功。我们切不可被这种手段迷惑。苏联政策的这些特征，与导致这些特征的观念，是苏维埃政权天生的基本特质，只要苏联政权本质没有改变，我们就必然要面对这些行为特质，不管它是明着还是暗着来。

　　这意味着，今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苏联仍是很难打交道的。这并不是说，苏联要进行殊死战，在某个限期内推翻我们的社会。资本主义最终必然灭亡的理论，有个值得庆幸的义涵：它并不急于实现这个目标。它可以长期慢慢地筹备最后的决战。筹备期间，至关重要的是，国内外的共产党员应当热爱与捍卫“社会主义祖国”——意即苏联——并促进她的繁荣，协助牵制及迷乱她的敌人。在国外推行不成熟而冒险的革命计划，会使莫斯科难堪，因此被视为不可原谅，甚至是反革命的行动。社会主义的理想，就是莫斯科所定义的支援和发展苏联力量。

　　我们再来看苏联的第二个观念，即克里姆林宫是绝对正确的。在苏联权力思想中，不允许党外的独立组织，因此就必须在理论上把党的领导作为真理的唯一泉源。因为，如果其他地方也有真理，那么组织党外活动就有了正当性。这是克里姆林宫不能也决不会允许的。

　　因此共产党的领导永远是正确的，自从斯大林在1929年宣布政治局一致赞成他的领导地位之后，就一直如此。

　　由于党绝对正确，党就有了铁的纪律。事实上，两者是互为依存的。严格的纪律，有赖绝对的权威；绝对的权威，要求严格的纪律。这两者的结合，决定了整个苏维埃机器的行为。但是还要加上第三个因素，才足以理解其功效：为了策略考量，党可以在任何时候随心所欲地提出某种它认为有用处的理论，并且要求全体党员忠实地、无条件地接受这种理论。也就是说，真理不是永恒的，它可以由苏联领导人自己创造出来，不管原意或目的为何。真理可以每周不同、月月有异，它不是绝对或不可变更的，它绝不是来自客观现实。古老智慧以日新月异的样貌呈现，这合乎历史逻辑。

　　这些因素加起来，造成了下属机构不可撼动的顽固，以及行事僵硬，但是克里姆林宫却可以随意改变行事方针。这是其他国家无法办到的。一旦在某个特定的当前议题上制定了党的路线，整个苏联政府机构，包括外交机关，就像上满发条的玩具汽车，顽固地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直至遇到不可抗拒的力量才停下来。组成这个政权机器的成员，不为外来的论点与理由所打动。他们受到的全部教育就是教导他们不信任外部世界。就像留声机前的白狗，他们只听得到主人的声音。只有主人才能改变他们的目标。因此，外国使节不可奢望以言辞对这些人员有所影响，至多只能希望自己所说的话会被传给苏联最高领导阶层，只有他们才能改变党的路线。但是，这些人也不太可能会受到资产阶级代表的寻常逻辑所动摇。没有共同目标，就不可能有一致的思维方式。所以，事实对克里姆林宫具有说服力，单纯的言辞却没有。言辞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作为后盾，俄国人才听得进去。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意识形态并没要求他们急于实现目标。和教会一样，他们只经营永久的意识形态，可以耐心等待。他们决不会为了未来虚幻没有价值的东西，去拿目前的革命成果冒险。列宁本人就谆谆教诲，追求共产主义目标既要谨慎又要灵活。俄国的历史教训又加强了这些告诫：几世纪以来，俄国人在毫无屏障的辽阔平原上与游牧民族进行偏远的战争，小心谨慎、深思熟虑、灵活应变、欺诈，都是非常有用的特质，而俄罗斯和东方民族就崇尚这些特质。因此，俄国人并不会因为在强敌面前退却而觉得丢脸。由于不急着消灭资本主义，他们并不会因为必要的退却而慌乱。俄国的政治行为就像一条溪流，只要环境许可，就不停地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推进。它最在乎的是，在世界权力的大盆地中，尽量灌注它所触及每一个角落和缝隙。如果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它会达观地接受并适应这一现实。重点是持续的推动力，朝着最终的目标不断推进。在苏维埃心理当中，没有任何蛛丝马迹显示，他们会想要在确切时间内实现目标。

　　因此，处理苏联外交，比对付诸如拿破仑和希特勒等侵略性格的领导人物，更容易也更困难。一方面，苏联对敌手的力量较为敏感，当觉得对方力量太强大时，会比较愿意在某些外交区块上作出让步，因此在权力的逻辑与语言方面更有理智。另一方面，敌方的一次胜利并不能击败他们或使他们丧失信心。由于俄国坚定有耐心，对付它不能纯靠反映民主世界一时舆论的零星行动，而是要执行巧智而长期的政策——目标比苏俄的更稳健、执行方式更多变化、资原更丰富。

　　在这种情形下很明显地，美国对苏政策的主要特色是：长期有耐心，不但坚定而且保持警戒，以围堵俄国的扩张企图。但是要注意，这种政策并不是外表的装腔作势，它并不等于威胁、恫吓或摆出不必要的“骠悍”姿态。虽然说克里姆林宫对政治现实的反应基本上是有弹性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它会不顾自己的声誉。跟几乎所有其他政府一样，笨拙的恫吓行为有可能会迫使苏联不得不抵抗，纵使现实上不该抵抗。俄国领导人很了解人类的心理，他们很清楚，在外交上大发脾气或丧失自制力，无助于力量的增强。他们擅长利用敌方这种弱点。因此，为了有效地与俄国打交道，外国政府绝对必须保持冷静镇定，要以不易损害其威望的方式向俄国提出要求。

　　第三部分

　　十分明显地，根据以上的分析，灵巧而戒慎的反制行动，可以遏止苏联对西方自由民主的压迫。随着苏联谋略的变动，我们可以不断地配合移动地缘与政治重点，但是别期待以诱导劝说方式来解除这种压力。俄国人准备面对长期的斗争，并且也知道自己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记住，曾经有一段时间，共产党在俄国国内比苏联今天在世界更缺乏代表性。

　　然而，如果说意识形态使俄国统治者认为真理站在他们那一边，他们可以耐心等待最终的胜利，那么，缺乏这种意识形态的我们，可以尽管客观地判断这个论点是否站得住脚。苏联的这个理论，不仅表示它的经济前途完全不受西方控制，而且还假设俄国可以长治久安，无限期地享有团结、纪律和耐性。让我们把这个神话拉回现实面，假设西方有力量与资源围堵苏联政权十到十五年，这对俄国将意味着什么？

　　苏联领导人利用现代技术给专制带来的便利，使得人民在其政权下服服贴贴。很少有人对也们的权威进行挑战，就是有也都在国家镇压机关面前败下阵来。

　　克里姆林宫亦证明自己能不顾居民的利益，在俄国建立起重工业，虽然尚未完成，但是它仍在继续发展中，并且日益接近主要工业国家的水准。所有这些，不管是维持国内政治安全还是建立重工业，都是以大量的人民性命、希望、及精力作为代价。它强迫劳动，其规模在非战争时期的现代社会是空前的。它忽视并荼毒苏联经济生活的其他层面，特别是农业、消费品生产、居住与交通。

　　不只如此，战争又添造巨大的财产损失、人员伤亡与疲惫。结果是，今天的苏联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极为疲乏。人民群众感到幻灭、怀疑，不再感受到苏维埃的魅力，而这种魅力目前还在吸引着国外共产信徒。暂时策略性地开放宗教之后，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把握住教堂带来的些微舒缓。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这个政权的目标已无法唤起人民的忠诚与奉献。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肉体与精神力量有一定的限度。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就是最残酷的独裁政府也无法驱动他们。强制劳动营和其他强制机关，临时找借口强迫人民超时工作，劳动时间超过了劳动者的意愿，也超过单纯经济压力之所迫。即使他们幸免于难，也提早衰老，这些都该算是独裁的牺牲品。是生是死，他们最佳的力量都未能用于造福社会或国家。

　　唯一的希望在年轻一代的身上。青年一代尽管历尽磨难，但是他们数量大、活力旺，况且俄国民族是个才华横溢的民族。不过，苏联独裁政权施加于童年的不正常精神紧绷，随着战争增长，这对成年后的行为有何影响，还有待观察。除了最偏远地带的农场与村庄，正常家庭环境该有的安全感与稳定，根本已经在苏联消失了。至今尚不清楚，这是否对现在刚要成年的新生代的整体能力产生影响。

　　另外，苏联经济虽取得了某些惊人的发展，但其发展是危险的点状与不平衡。说“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俄国共产党人，想想自己的国家经济状况时，应该脸红。苏联经济的某些部门如冶金和机器制造业所占的比重之大，与其他部门完全不成比例。它仅有一个原始的铁路网，还没有称得上是公路网的运输建设，竟然想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的工业强国之一。他们虽然已经做了不少努力，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教导原始的农民一些机器操作常识，但是整个苏联经济严重管理不善，建设急就章，品质低落，一定贬值得很厉害。在相当多的经济区块里，尚未能够将把西方技术工人的生产观念与技术尊严注入劳力生产。

　　疲惫、沮丧、活在恐惧和压迫之下的人民，怎可能在短期内克服这些缺陷？只要这些缺陷未被克服，俄国将仍然是个经济脆弱、在某个层面上很无能的国家。它有能力输出它的热情，散发原始政治活力的怪异魅力，却无能展现实在的物质力量与繁荣，来支撑产品输出。

　　同时，苏联政治生活也笼罩在极不稳定的阴影当中。这种不稳定来自于从某人或某集团到另一个人或集团的权力转移。

　　斯大林个人的地位，很明显地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明白，斯大林取代列宁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是目前苏联个人权力转移唯一的一次经验，花了十二年时间才稳固下来。它使得上百万人丧生，并撼动国家根基。伴随而来的冲击，整个国际革命运动都可以感受得到，对克里姆林宫很不利。

　　有可能下一次最高权力转移会是静悄悄，不惹人注目，也不会在任何地方引起反弹。但是也很有可能是列宁所说的“难以置信的快速转移”，从“细腻的欺诈”到“野蛮的暴力”，这是俄国历史的特点，到时候恐将再度撼动苏联政权的根基。

　　但这不仅仅是斯大林本人的问题。自从1938年以来，苏联高级领导阶层的政治生活，就有着危险的冻结现象。理论上来说，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至少每三年开一次会。然而，从上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块整整八年没开会了。在此期间，党员数量增加了一倍。战争中大量的党员丧生，今天一半以上的党员是在上次党代会以后被吸收的。在国家民族经历了剧烈的动荡之后，仍然是同样的一小撮人盘踞最高地位。确实，战争会给西方每个国家的政府带来根本的政治变动，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基本上也应该存在于隐晦的苏联政治生活中，但是在俄国却找不到这些因素。

　　即使在共产党这样具有高度纪律的组织里，大批只是最近加入共产运动的党员群众与终身踞于最高领导地位的小集团之间，在年龄、观点和利益上的差异也势必日益扩大。大部分党员群众从未见过这些最高领导人，从未与他们谈过话，当然也不可能与他们有密切的政治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谁知道党的新旧领导交替（迟早会发生的）是否能够和平顺利地进行？或者竞争对手们会不会为了追求更高权力，转向这些青涩没经验的群众，寻求支持？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奇异的状况将会出现。因为全体党员历来习惯于铁的纪律与服从，完全不懂妥协与包容。如果团结遭破坏从而使党瘫痪，俄国社会将会出现难以描述的混乱和虚弱。因为我们知道，苏联政权只是掩藏乌合之众的外壳而已。政府根本不容许人民结社，在俄国甚至连地方政府这种东西也不存在。目前这一代的俄国人，不懂得集体行为的自发性。假使最后出现了什么情况，破坏党这个政治机器的团结与效能，那么苏联很可能会在一夕之间，由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变为最弱、最可怜的社会之一。

　　因此，苏联政权的未来，根本不会像自欺欺人的克里姆林宫所说的那么安全。他们能够把持政权，这点他们已经示范过了。他们能否和平顺利地完成政权的新旧交接，则有待证明。同时，国内暴政与国际动荡，己经严重地挫伤了该政权所依靠的伟大人民，使他们丧失了力量与希望。很奇怪的是，今天苏联政权的意识形态力量，在俄国境外或密警势力之外，影响更大。这种现象使人想起汤玛斯·曼在他著名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中所用的一个比喻。汤玛斯·曼认为，人类组织在其内部已经严重衰败时，往往外表上显得十分强盛，他把处于极盛时期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比喻成一颗向地球发出明亮光芒但事实上早已不存在的星体。谁敢断定，克里姆林宫洒向西方世界失望不满的人民的强光，事实上是不是行将消失的星座的余辉？既不能证明如此，也不能否定如此。但是以下这个状况是有可能的（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即苏联政权，正像他们所说的资本主义一样，本身包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而这些种子早已萌芽滋长。

　　第四部分

　　显然，美国不能指望在可见的将来与苏联政权保持密切的关系。在政治舞台上，应继续将苏联当作竞争对手而非伙伴。要明白，苏联不可能真心热爱和平与稳定，也不相信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可以长期友好地共存共荣。苏联一直都谨慎小心地在施加压力，以期削弱并瓦解敌方所有的影响与力量。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虽然俄国整体而言敌视西方，但是它的实力弱，与西方国家的差距颇大；它在政策上的变通性很大；苏联内在的缺陷很可能造成自身最后的衰败。这些就足以给美国信心采取坚定的围堵策略。在任何一个点上，只要俄国人有侵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迹象，就以坚定不移的力量来反击。

　　但是，美国的政策不能只限于被动的守株待兔。美国绝对有能力主动出击，去影响俄国境内与境外的共产运动发展，这些运动对苏俄的政策有决定性影响。这不单单指在苏联及其它地方搞情报活动，尽管这也很重要。最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在全世界有效地树立起形象：美国的目标明确；美国有能力处理本国的问题，也能承担起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美国的精神力量强大，足以在各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潮流中坚定自己的信念。倘若能创造并维护这样的形象，俄国共产主义目标就会幻灭，共产追随者的希望与热情就会凋萎，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也将承受更大压力。因为，共产主义的哲学，就奠基在资本主义的老朽衰败。甚至二战结束后的美国，并未经历红场乌鸦们所预言的经济衰退，这一事实就将在共产主义世界引起深远的回响。

　　同样地，如果美国表现出优柔寡断、纷争不和以及内部分裂的迹象，这将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有极大的助益。只要上述任何一个倾向出现，共产主义世界将大受鼓舞，莫斯科将兴高采烈，搭上共产主义顺风车的国外支持者将大增，莫斯科也会顺势在国际事务上施加更多的压力。

　　美国可以单挑共产主义运动，决定其生死，并迫使苏联政权提早垮台，这是夸大其词的说法。但是美国确实能够对苏联的政策施加巨大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的行为变得更加节制与审慎，从而导致苏俄政权的垮台或逐渐转为温和。因为，任何神秘的救世运动—特别是克里姆林宫的救世运动—在遭遇挫折之后，必然转而寻求各种方法来适应事态发展的逻辑。

　　因此，大部分的决定权都将落在美国身上。美苏关系在本质上，是对美国身为国际一员的价值之考验。为了避免毁灭，美国只须发挥自身最优良的传统，去证明自己配称为伟大的国家。

　　确实，这是一个最公平的对国家素质的考验。面对这样的环境，深思熟虑的美苏关系观察家，没有理由埋怨克里姆林宫对美国的挑战。他应当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给美国人民这么艰巨的挑战，让我们为了维护这个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并接受历史所托付的道义和政治领导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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